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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与波伏娃之间的女性话题及其他

百纳文秘网  发布于:2022-05-14 04:02:33  分类: 文秘专题 手机版

陈学昭是我国一位富有特色的女性作家,她以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等作品享誉现代文坛;波伏娃是法国著名作家和有世界广泛声誉的女性主义学者。按照当时国情,她们两位几乎没有接触的可能,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为来华访问和组织安排,她们在中国大陆相识交往了。在不长的时日,尽管由于国情及文化差异,深切交流有限,可她们的各自举止表现或不由自主的言谈,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女性、人性方面相同的关注点……在她们后来的文字中,虽着笔不多,却都留有对方的身影。在波伏娃一方,甚至将陈学昭写进了她对当时中国变化的认识的著述之中。六十多年过去,两位不同国籍女作家均已逝世。她们留下的这些今天看来散漫有限的文字,对于了解两位中西作家当时的思想感受,以及反映中国人民在创造和发展过程中的艰辛及努力,仍有历史认知的意义。笔者试着将它们钩沉出来,略作比排,希望对中西文化比较及交流,对未来发展前行的方向,有些微却不无意义的助益。

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国,除去自身发展,还急切希望得到其它国家的理解支持。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时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就盛邀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不久,东道主的北京,便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七百余人的多个访华代表团。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其他人员,竟有两千二百人之多。中国政府推出自己形象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这番活动,取得了扩大影响、建立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效果。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萨特及其终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参与了这次访华。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这个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带有特殊色彩的国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这也使他们产生出许多异样的感受。

就在这个时间段,中国作家陈学昭与波伏娃开始了交往。说是交往,其实陈学昭并不主动。对于陈学昭,它首先是任务,甚至是不大情愿的“指派”。陈学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高学历作家。她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发表过许多不满和反抗社会黑暗的文章。后来留学法国多年,一边读书一边为国内天津《大公报》、上海《生活周报》等撰写文章。1935年获得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两度去往延安,并写出了《延安访问记》,及以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1949年后担任过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有《土地》《春茶》等长篇作品。当时陈学昭在浙江任职。1955年6月,她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学习。这期间,除去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外,又突然开始了对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批判。这项活动,牵涉到陈学昭。据称这个所谓的“一本书主义”,是陈学昭“揭露的”。虽然她在大会上辩驳否认,可对心情的影响却毋庸置疑。故此,当负责外事的人通知她组织分配其接待萨特和波伏娃(陈译为“特波娃”)时,她“谢辞了”。可当时的组织分配(决定),是不能随意推辞的。通知的人告诉她,这是上面决定的,“只应该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之所以分派陈学昭接待萨特和波伏娃,当然与其留学法国多年,熟识该国情形有关。可陈学昭不愿接受此任务,亦与当时文化领域动辄得咎,涉“外”方面谈论色变的大背景关联。何况刚刚还为批判同行惹得一肚子不高兴。可既然是上面任务,只好接受。大约为了表示对陈学昭一定程度的信任,上级一边为她与萨特、波伏娃之间派了一个年轻的翻译,同时又说陈学昭“可以和两位法国客人直接用法语谈话”。这样架屋叠床的安排,只有经过那个时期的人才心知肚明。

在萨特、波伏娃一方,最先为他们配备的,是一位“蔡”(音译)姓的年轻翻译。当时的日程:“我们在蔡的陪同下,每天坐车出去两三次。蔡今年三十岁,戴眼镜,十分年轻,挺和气的样子,但很保守。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两点,他从大厅打电话上来:‘我准备好了。’他根据上面制订的计划,带我们去参观大殿、寺庙、公园、手工艺合作社、大学或是医院。”(波伏娃《长征》,胡小跃译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以下引用波伏娃语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波伏娃观察细致,她对这位翻译的评价是:“蔡的法语很好,但他属于某个体育部门,对自己的新角色战战兢兢,所以尽可能少说话。”刚开始几天,文化交流部门的一个官员曾与萨特、波伏娃喝过几次茶,可交谈只局限在讨论行程安排。甚至一次与作家同行一起吃饭,也没有收获,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当时萨特和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早已出版,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广大,可战乱之后国家封闭,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们,竟然不认识他们。这样的“交流”情景,显然也不是官方所愿意看到的。这应该是加派陈学昭陪同他们的又一层原因罢。

在波伏娃笔下,陈学昭是这样一位人物:“从奉天(笔者按:今沈阳市)到广州途中,一路陪同我们的是小说家陈女士。她跟我年龄差不多(笔者按:陳学昭大波伏娃近两岁。陈当时49岁,波伏娃47岁),年轻时在法国待过十五年(笔者按:从陈履历推算,似不超过十年),对法国文学了如指掌。”显然,陈学昭是陪同波伏娃的合适人选。

对于陈学昭的素养,波伏娃如此评说:“对我来说,她是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一代妇女的杰出典型。她充满智慧,受教育程度很高,观察能力很强,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晚上,在卧铺车厢里,我们常常彻夜长谈,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于时事,受过高等教育,同时通过思考,写出过大量作品的陈学昭也有熟练的表达:“她从来不宣传什么,坚信新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他们必须这样做,她认为政府不可能歪曲事实。她独立、率直、和蔼、善谈,完全不知道书刊自我检查是怎么回事。她不慌不忙、真诚坦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所遇到的大部分‘干部’身上的保守。”

萨特、波伏娃一路的安排,是广泛而紧凑的。在陈学昭后来的印象里:“萨特和波伏娃到京后,陪他们先到东北哈尔滨、鞍山、抚顺等地,参观了汽车厂、钢铁厂、煤矿……及风景区。回到北京,休息了两天,又陪他们访问了老舍同志和丁玲同志。”(《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在一部解读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的作品中,说到萨特、波伏娃访问丁玲,有更进一步的介绍:“丁玲好客,在家中设宴款待,特意从萃华楼饭庄叫了一道鱼翅宴。”此文写到陈学昭,加补了一句:“陈学昭一定很不舒坦……”说的是陈学昭参与批判丁玲一事。陈学昭也确实感到不安,她在回忆陪同波伏娃等前去丁玲家时,也言及此:“那天访问丁玲同志,逯斐同志正在她家,同时会见。见到丁玲同志我当然会想到‘一本书主义’这件事,就是不见到她的时候,也常想起的。要不要谈谈当时的详细经过呢?在大会上不是已经清楚说明了情况么?有没有必要再对她说呢?终于,我没有说。”(同上)从当时情况看,丁玲已经遭到批判,还让她接待访问的外国客人,一方面大约是因为丁玲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此奖不论西方国家如何看,我们还认为它是一个国际奖项。另一方面当时作家中,丁玲还算是拿得出手的一位,也是“老延安”。当时是丁玲所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成员逯斐“正巧”在丁玲家,并一道“同时会见”,说明当局对丁玲还是不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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