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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的实证考察

百纳文秘网  发布于:2022-05-14 04:01:33  分类: 文秘专题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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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均等化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育机会,但它能否使大学教育机会分配更加平等,这一直是颇有争论的问题。本文基于2007—2011年东莞市生源数据,在对该市生源数据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logit模型分析该市大学入学机会总量扩张对不同社会阶层、户籍和不同性别生源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影响,并在资金投入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阶层;身份;均等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大学入学机会研究是高等教育财政研究的热点之一。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等是影响大学入学的主要因素,家庭背景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习惯、社会和文化资本,同时也影响学生获得大学入学机会。[1]

近年来,东莞市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目前已开办东莞理工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高校,高等教育在校生已超5万人。[2] 东莞2007—2011年普通高中类高考录取情况已清楚的表明(见表1),近年来大学入学机会总量在逐年递增。

表1中的这些数据从逻辑上势必使人们认为,东莞市高等教育大发展导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长必然会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当前东莞市高等教育也似已步入普及化。东莞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是否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呢?这种变化会对东莞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带来怎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生源家庭背景中的阶层、户籍和性别三个方面因素,对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二、研究数据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东莞理工学院2007—2011级录取的新生,以每年从该市生源中抽取8%的比例,形成一个由900份有效样本构成的数据集。数据集以样本个体为个案,保留了相关家庭背景信息,并进行了父代—子代匹配(父辈信息缺失,如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活的样本除外)。

(二) 方法

学界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的研究,一般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因变量为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年限,自变量则为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性别和户籍等能够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同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分析各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最后得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的变化趋势。[3]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从整体上来看,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量在增加,这可能会导致边际分布的不稳定。因此,这一回归模型中用于比较不同年龄组的回归系数所做的判断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差。[4]

为了测量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梅尔(Mare)设计的一个教育过渡模型(Educational Transition),它通过一系列的logit模型来考察大学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布。[5] 这一模型的表达公式为:

log■=b+■kbkXki+■cgcCci+■ckdcCXci

在这个公式中,Pi指第i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bk代表不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ki代表所有的自变量,即影响上大学概率的各种家庭背景因素。

这些所要研究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经济背景、户口身份和性别。所以,在上面的公式中,gc是年龄组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不同时间教育机会增长幅度;Cci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年龄组虚拟变量,它在模型中是控制变量(即控制了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增长的效应);CXci代表了所有的年龄组与各自变量的交互项;dc是这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各个自变量的效应的年代变化,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情况。[6]

(三) 变量

1.年龄组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2007—2011年间东莞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在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维度是否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把1990—1993年出生的东莞生源区分为四个年龄组,分别是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出生。年龄组分类形成了一个年龄组虚拟变量,1990年出生年龄组=0,1991年出生年龄组=1,1992年出生年龄组=2,1993年出生年龄组=3。年龄组虚拟变量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7]

2.自变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上文所述的分析模型中用到的家庭背景自变量包括父亲职业、受教育程度、月收入。[8] 本文把父亲职业分为5个小类,共生成4个虚拟变量(农民为0),把父亲受教育年限设为连续变量,把父亲的月收入数据简化成一个虚拟变量,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等于1,低于3000元的等于0。另外,本文用来考察城乡之间状态的自变量是父亲的户籍类型,非农户口等于1,农业户口等于0。通过父亲的户籍类型可以大致确定被调查者出生和生长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其它测量性别不平等的虚拟变量设定为男等于1,女等于0。[9]

对公式中所采用的各个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研究结论

通过对调查样本数据的分析计算,2007—2011年东莞市生源大学入学机会在社会阶层、户籍和性别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 总体状况

1.社会阶层差异

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分析,东莞市生源高中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呈现为以下特点:父代所从事职业的社会认可度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经济收入越高,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例如:管理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1.6倍。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大专以上的人群,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大专以下人的7.5倍。父亲的经济收入每月超过3000元的人,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月收入低于3000元者子女的3.8倍。

2.性别与城乡差异

调查样本数据显示,东莞市生源高中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性别之间的分布差别十分明显。在logit模型中,性别的回归系数是负值,这意味着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要比男性高。具体的调查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在相同的家庭背景条件下,男性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女性的85%。

这一结果似乎与社会流行的重男轻女观念有些矛盾。对调查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当前的高考升学制度非常严格,女性在应试能力方面比男性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会多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已经取得了平等地位。对调查数据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女性要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她们的家庭背景会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出生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和城市地区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要高于同等条件的男性,而出生于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低于同等条件的男性。

(二) 本科与专科的比较

1.职业阶层

调查样本数据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本科阶段的影响大于专科阶段。比如,管理职业家庭背景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商业服务人员子女的3.2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1.4倍;专业人员家庭背景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2.5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1.3倍;商业服务业员工家庭背景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3.1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1.7倍;工人家庭背景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1.8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1.1倍。

2.父亲月收入

调查样本数据显示,父亲的月收入对家庭子女获取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入学机会都有影响,但相对而言,这一变量对获得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比如,父亲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家庭子女获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是父亲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2.5倍;父亲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家庭子女获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父亲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1.3倍。

3.户籍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父亲户籍对大学本科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略大于对大学专科教育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东莞生源中,非农户口家庭背景的学生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业户口学生的2.3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则缩小为1.9倍。

四、对策建议

近年来,东莞市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的迅速增长,使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程度有了一些变化,而且某些方面(城乡差距等)的均等化程度还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逐渐增加,以及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这些都可能促使社会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子女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进而使得东莞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呈现进一步不平衡的状态。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东莞普通高中毕业生接受大学本科及以上阶段教育的机会,要远远多于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而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大学专科教育过程中的表现程度则不是特别明显。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变迁的特殊性所致。这个特殊性可以解释为,在当前东莞市,社会阶层结构正在不断变迁,处于上升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群体(民营企业家等),尽管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但其父辈往往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部分人群的子代在获得本科及以上阶段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录取分数的限制等),但他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出国留学、就读民校等),为子女获得专科阶段的高等教育机会,这些家庭因此也能够实现子代在教育程度方面的上升流动。

因此,要促进东莞高校入学机会均等化的提升,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

1.加大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

近年来,虽然东莞高等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依然存在资金不足问题,因此必须从加大资金投入和增加投入主体等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政府要扩大对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大服务的总投入量,解决高校的财政困难,提高生均拨款水平,支持高校适度扩大招生规模。其次,政府是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但是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需求。因此,应该拓宽渠道,实现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积极倡导民间资本和其它非官方参与到高等教育公共服务提供中,使政府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公共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机构,甚至私人部门的企业共同承担高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任务,形成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公共服务投入主体的格局。

2.公平分配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转移支付的资金

完善公共财政政策,科学、合理地转移支付是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的直接而又效果明显的手段。因此,要公平、合理安排财政资金,避免部门间乱用、滥用、挪用教育资金等现象的发生;要把资金用于最需要的群体,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对象获得大学入学机会。同时,还要增加教育经费开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在对高等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绩效审计时,应特别考虑支出的公平性问题。

参考文献:

[1]Conley, Dalton. Capital for College: Parental Assets and Postsecondary School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1.

[2]东莞市统计年鉴[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2010.

[3]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4]谢作栩.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08(4).

[5] R.D.Mare.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0.

[6]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J].社会,2008(3).

[7] 杨东平主编.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8.

[8] 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

[9] 杨.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因素分析与对策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7(3).

(责任编辑于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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