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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改变中国的科技战略

百纳文秘网  发布于:2021-04-08 08:20:22  分类: 农业农村 手机版

500年前,古老中国的科技宏光失落于封建帝国固步自封的政策;

100年前,中国一代民族精英的科技救国梦折戟于纷乱的战火;

50年前,神州大地一场声势浩大的科技热潮断送于“文革”动乱;

30年前,中国再一次点燃科技圣火,宏大的“863”计划开启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历程。这场引爆中国科技革命的宏伟计划是怎样出台的?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文以微小的篇幅做出回顾,并从中管窥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奉献与求索,使命与担当。

1986年3月5日,82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建议书所附亲笔信如是说: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邓小平,这位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高屋建瓴论断的老人,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及信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

全球科技狂飙下的中国怎么办

信中提到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当时在白宫总统椅上刚刚坐满三年的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抢占战略制高点。

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暗中拨响小算盘,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各个国家诸多“计划”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一个新的全球科技蓝图在召唤。

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依旧令人不安地悄无声息。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发展也曾有过好的时代机遇。当时,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争相进入“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在科技领域一跃千里。如此背景下的中国,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建设新中国的号角也吹得人热血沸腾。一大批海外留学的科学家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1956年年初,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会上,“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点燃一代科技工作者心中的激情,由此创造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绩。但遗憾的是,“左”的政治路线一次次打乱发展的进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文革”结束,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带着累累伤痕,从“干校”,从“牛棚”,从牢狱,从生死批斗场走出,才猛然发现,动乱的中国又一次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奋起是必然,但构想在哪里?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

这类会议,王大珩参加过许多次了。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们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回想当初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耗时11年,耗费约250亿美元(一说近500亿),约合人民币615亿元,比当时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这样看来,发展高科技对于我们这样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不如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了。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

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陳芳允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让人振奋的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臨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怀着对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拿起了笔。他从来没有感到一支笔竟有如此的分量。

经过反复地修改整理,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建议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要有紧迫感,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4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助手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

因为建议书的原文未曾公开,后来有人问王大珩,里面还写了些什么。王大珩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写了这样的话:少买点外国高级轿车,中国搞高技术的钱就有了……”

邓小平的大手笔

许多年后,我们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书后的心情,但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位有着大智慧、大远见、大气魄的世纪伟人当时一定思虑良多。大约是在3月5日的深夜,他拿起笔,在信的天头上做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決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會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的重视与果断决策让科技界欢欣鼓舞。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在中国降临了。但国内外同样出于一腔爱国热忱,持保守意见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进修的学者还专门写信回来,深表忧虑与关切:“……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

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毕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能保证高回报。

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在约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后,终于问到了这个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

4位科学家谁都没先做回答。

沉默了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个亿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提笔,在纸端留下势如千钧的一句话:

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

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4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

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技术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对此,首任国家“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解释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863”召唤下的他们

在高技术发展计划的推动下,一场旷古未有的科技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从动乱年代走过来的中国科学家们,热血在沸腾,情怀在激荡。中国科技命运重压在肩的历史使命感、找回失落梦想的振奋,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交织在一起,驱使他们迫不及待地全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对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说,“863”意味着更多的汗水与钻研。

1987年,袁隆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攻关课题被正式列入“863”计划时,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口挣扎在温饱线上。此前,尽管杂交水稻的横空出世,已经极大缓解了十多亿中国人的口粮危机,但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温饱问题仍然严峻。让所有人吃饱饭,成为袁隆平日思夜想的难题。1987年,袁隆平惊人地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战略构想,即“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开发。

为了攻下这个难关,年近花甲的袁隆平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因为看起来“比农民还农民”,他被同事朋友戏称为“生产队长”,或“泥腿子科学家”。在会见外宾时,由于衣着太过朴素随意,他不只一次地被误认作助手或跟班。一次,一位外国记者去找他,见他蓄着平头,打着赤脚,挽着裤腿,全身上下还沾满泥巴,竟然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这位干瘦“老农”就是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在袁隆平及其团队的努力之下,“两系法”育种取得突破性进展。199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的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试种结果,比美国的优良品种增产38%。199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做出一个重要决策:借助中国的力量,在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有限发展杂交水稻。被国际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做出了贡献,而且走出国门,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

“但望春蚕常吐丝, 只盼蜡炬永照亮。”

——这也许是病毒学专家侯云德在实施“863”计划中,为使中国人研制的“生物导弹”早日进入人体同病毒“作战”而不倦工作的写照。

早在20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家发现一种叫“干扰素”的活性物质,可以有效抵御病毒侵害、抵制肿瘤生长,并提高免疫力。可是这种能使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一次注射竟要上百美元。如何让百姓使用得起?侯云德苦苦思索了几十年,终于在1982年的夏季,研制成功基因工程“干扰素”。

但毕竟与国际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产品的产业化上。

1986年,侯云德当选为“863”计划生物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后,为了让生物制药更进一步走近百姓,解救千千万万承受病痛折磨的同胞,同时也与国外产品一争高下,侯云德先后成立了三个联合研究开发中心,选定乙型肝炎疫苗、“干扰素”以及对机体的免疫应答和抗病毒感染等有重要作用的白细胞介素-2,作为首选研究目标。

为了尽快推出成果,侯云德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实验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渐渐不支,糜烂性胃窦炎时常犯病,一旦发作,痛不欲生,饭也吃不下,顶多只能喝点稀粥或面条。有时实在忙了,便凑合着啃上几块面包。家人和同事们都劝他去医院治疗治疗,休息休息,可他整天忙得根本顾不上寻医问药,更不舍得把时间白白扔在医院的病房里。晚上胃疼得实在不行了,最多在桌上趴上一会儿,或者用手捂上十几分钟,等稍有好转,再继续伏案工作至深夜。

在侯云德及其團队的努力下,1989年,第一个人aIb型“干扰素”产品研制成功,这个世界首创的生物制药,成为中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基因工程高技术药物。临床表明,用它来治疗病毒性角膜炎,有效率可达到95%,用来治疗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带状疙疹、慢性宫颈炎、性疣和毛细胞性白血病,疗效优于国外水准。

可以说,在侯云德担任“863”第一、第二、第三届首席科学家期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产品市场从空白到初具规模,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基因工程药物、疫苗等的诸多突破,让许多常见大病都得到更好的治疗或遏制。但他从不满足。“沧桑人生兮恨晚知,朝青暮雪兮奈何天”,对他来说,中国的生物制药研发任重道远,他恨不能“向天再借五百年”。

“活着干,死了算。”

——蒋新松,这位自动化领域专家、“中国机器人之父”,用自己的生命阐述了“863”精神。

1987年2月8日,国家科委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任命蒋新松为中国“863”计劃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时,蒋新松就以破釜沉舟的气概暗自下定决心:为了尽快振兴民族工业,一定要为自动化技术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其一便是智能机器人的研制。

早在1985年,蒋新松便领导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为了将这一技术向前推进,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果断做出了一项“瞎子背瘸子”的决策:与俄罗斯合作,利用他们的技术,研发6000米水下机器人,向广阔的海洋进军。

为了筹措合作资金,蒋新松到处“烧香拜佛”,八方游说,总算有了好结果:国家科委不仅决定投资1200万元,还将这一项目正式列入“863”计划。

有了资金,蒋新松便带领团队一头扎进研发中。紧张的奋战攻坚终于得到回报:1995年,蒋新松正式宣布:中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这项当时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技术,国外一般都要10年左右的时间,可是蒋新松和他的团队不到4年就完成了研制,且性能超越俄、法等先进国家水平。这使中国成为少数几个拥有6000米级水下机器人的国家。它可到达地球上全部有经济前景的海底,为中国开发庞大的海洋资源提供了可能。

此外,各种高危作业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以前科幻小说里的主角,也在蒋新松及其跟随者的步伐中一点点变成现实。

在研究智能机器人的同时,蒋新松积极推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开发。何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比如将制作草图输入计算机,计算机系统随即自动生成加工工艺流程和数控程序,指挥生产车间设备有条不紊地完成制造。在普遍观念认为“中国人多,用不着搞自动化”的1980年代中期,蒋新松的规划有着明显的前瞻性,为中国制造打下工业现代化基础。

与工作上的高调成就和严谨态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生活上的低调与随性。1991年蒋新松曾带队去俄罗斯考察,当时俄国某中转火车站管理非常混乱,进站后要绕好长的路才能上火车。为了省时间,60岁的蒋新松竟从火车轱轳下爬了过去。而在国外,为了省钱,他常常和大家一起挤在一间屋里睡觉,并亲自下厨做饭。省下的钱,他要么交给公家,要么买上一大堆资料背回国。

蒋新松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了工作上。对他来说,晚上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1986年,他因为拼得太狠,倒在了工作台上。由于白血球大量减少,他被关进了无菌室,整个身子都被玻璃罩罩了起来。而这时,恰逢机器人示范工程马上就要动工,他放心不下,竟悄悄把相关人员叫到玻璃罩前,听取情况汇报,再一点一点地部署工作。

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从外面回来,几乎都要住院。他的司机说:“蒋所长就像一辆超负荷运转的破旧的自行车,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先到医院‘修理’一下,然后才能骑上一阵子,接着再修,再骑。”

1997年3月30日,蒋新松因心脏衰竭,永远倒在了病床上。几乎所有认识蒋新松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我国材料科学的骨干单位都在为‘863’计划工作。许多科技工作者为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牺牲。”

——“863”计划新材料领域第二届首席科学家郭景坤曾如是评述材料科技工作者的付出与奉献。

与其他领域相比,材料科学的某些研究有着相当的危险性,虽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意外仍时有发生。可这丝毫不影响研究者们旺盛的工作热情:与硝化甘油和高能炸药打交道时发生分解爆燃,大家冷静清理好现场、研究好对策又继续做实验; 接触硝酸醋化合物时会出现中毒性头痛,严重的连续十几天不能睡眠,却从未有人叫苦;承担“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制备”的科技人员在攻克这种有高毒性、遇空气自燃的新型材料时,有的嗓子遭到侵害,有的脸部浮肿,颜面神经麻痹,他们仍带着口罩、帽子和眼镜边工作,边治病。有时为赶任务,科技人员节假日不休,每天只睡3-4 个小时,工作通宵的也不乏其人;有的从宿舍骑车上班每天往返20多里地,风雨无阻。一次,一位科技人员骑车撞在路旁的垃圾堆上,摔得头破血流,后来提及这次事故,他说: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863”在召唤。

正是这种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的精神,中国的材料科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无污染高性能可充电镍氢电池,用于打印机、复印机的光电子材料,纳米材料,LED外延材料,等等。

“中国不能走日本的路。”

——对计算机专家汪成为来说,“863”意味着独立的实干精神与创新理念。

汪成为受命出任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之际,中国计算机行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国产的计算机工作站是零,而国际上正是日本第五代计算机——智能计算机风靡全球之时。不少国家为了追赶这一时髦,竭力仿效日本,纷纷搞起了第五代计算机。中国最初定下的方案也不例外。

可是智能计算机到底是什么?国内专家自己也搞不清楚。汪成为只得带着代表团到日本进行严谨而全面的考察。回来之后,汪成为提出,不能盲目跟在日本后面,要走适合中国的路子:研究面向智能运用的高性能计算机。

由于战略方向正确,几年之后,汪成为和他的专家组便自己设计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工作站,即“曙光”计算机前身。接着,“曙光1号”计算机出世,震惊了国内外。而与此同时,当年许多效仿日本的国家,由于路线错误,最终只能偃旗息鼓。甚至连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主帅自己也承认,他们再也走不下去了。

这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回味的细节:当初汪成为等人赴日考察时,日本根本不把落后的中国放在眼里,与智能计算机有关的主要人物连面都不露一下,只是随便叫上几个一般的技术人员出面应付了事。有的技术员态度还十分傲慢,那不屑一顾的眼神让人尴尬而愤慨。而10年后汪成为再次去日本时,对方要跟他谈计算机的问题,他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能给你3个小时,谈不谈?不谈我就走人。对方忙说:谈谈谈,一个小时也谈。而且不光日本愿意与他谈,连美国摩托罗拉那样当时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公司也争着和他谈。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是这样在一步步的自我攀升中树立起来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有一个很让人心酸的例子:当时专家组连起码的办公室都没有。由于组里的每一位专家都来自全国各个院校或某个科研单位,所以每当专家组开会研究课题时,便只好找关系临时借个地方开会——这次可能在清华,下次又可能在北大,反正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凑合。等会开完了,每个专家再回到自己原单位,专家组便只剩下汪成为光杆司令一个。所以他们都把这种会议戏称为“飞行集会”。

其实这种窘相在各个领域都存在。专家们经常要集中开会和开展研究,在那个通信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许多北京以外的专家往往接到通知就是开会在即,常常只能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小时。数年间,专家组专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从来没有人抱怨。尽管从未有文字形式的正式记录,但对每个“863”专家来说,“863精神”已稔熟于心:公正、创新、求实、协作、献身。

正是这种“精神接力”,凝聚成了推动中国高科技前进的强劲动力,也让“863”计划这一中国科技的命运决战,取得诸多轰动性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63”计划实施30年来,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高技术领域实现了与世界技术前沿的直接对话,诸多技术从无到有,如今已接近甚至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由此,舆论评价说,中国将有限的一点钱花到了刀刃上。

被“863”改变的生活

在刚刚过去的里约奥运会上,从“奥运地铁”,到“人脸识别摄像头”;从生物塑料餐具,到数字对讲系统,其中诸多基于“863”计划成果转化的“中国智造”随处可见。

有人说,“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这不仅因为其规模恢弘,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1991年3月,“863”计划实施5周年之际,邓小平挥毫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数年间,产业化已成为“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成果的大量转化,让“高科技”这个概念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了每一个寻常百姓的生活。如今,我们开着搭载了智能技术的汽车,借着导航去到每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足不出户,通过电脑电视让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我们随时用手机查看一周甚至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安排生产生活;我们利用互联网购买车票预定酒店,出行一手掌握;我们用扫地机器人代为打扫房间,解放我们的双手;我们在电影院悠然自得地观看3D影片,感受视觉冲击带来的愉悦……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我们的生活已确实都被这些曾经的先进技术改变了。随着产业化的加快,一方面是升级换代的浪潮,另一方面又是降價的风暴。高科技从未像近几十年这样恩泽过中国人,高科技的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30年里,虽然随着科研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863”计划在科研立项和经费使用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63”计划承载了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激情与梦想,也让曾经辉煌的古老中国在21世纪终于再次在世界科技领域获得了瞩目与荣光。

同时,“863”计划在管理模式上,将专家年龄限制在60岁以下,许多年轻科技人才被推到科技前沿锻炼,由此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科技人才,成為支撑中国科技继续前行的中坚力量。2015年年初,科技部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意味着至2017年,“863”计划将退出历史舞台。但计划将退出,精神永流传,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仍然会继承“863”的衣钵,一路向前。

(本文选自:文史博览·文史 201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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