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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问题的海外综述

百纳文秘网  发布于:2022-05-14 08:00:29  分类: 领导讲话 手机版

摘 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选择优先从东部沿海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选择也造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已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还任重而道远。对此, 海外学者从理论、方法等层面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关键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海外综述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实施,以及先富理论的贯彻,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加拿大学者C·W·肯尼思·肯用传统的中国区域划分的两分法(沿海—内地)和三分法(东部—中部—西部)研究,分析经济区域差异的现状时发现:从两分法角度看,近年来,沿海与内地的区域经济差异(314.5美元)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443美元)的71%,而沿海地区的区内差异(79.4美元)和内陆地区的区内差异(48.7美元)分别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的18%和11%。从三分法角度分析,则东部的区内差异(79.4美元)、中部的区内差异(17.2美元)、西部的区内差异(4.4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18%、4%、和1%;而东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172.8美元)、东部与西部的区间差异(141.8美元)、西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26.6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39%、32%和6%。

C·W·肯尼思·肯还认为,上述沿海—内地或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法过于粗放,它没有考虑到沿海12个省的经济过于多样性,不能被当作一个地区来考虑。建议用10个大都市经济圈(6个沿海经济圈+4个内陆经济圈)的划分来取而代之。6个沿海经济圈包括:辽宁(以沈阳和大连作为核心都市)、首都(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大上海(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台湾—福建(台北—高雄—厦门—福州)、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深圳—广州)。4个内陆经济圈包括:吉林—黑龙江(长春—哈尔滨)、长江下游(南京—扬州—合肥)、中南(武汉—长沙—南昌)和四川(成都—重庆)。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得出:这10大经济圈的区间经济差异在改革时期呈显著扩大趋势。

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各地区之间收入的差异也在逐步扩大。Anatoly Tozik通过调查发现,8亿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居东部地区之下。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尚无养老保障。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分析指出:虽然人们一致认为近年来个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生活质量比父辈要好,但很多人担心经济发展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最有权势者所掌握。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如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另外36%的人基本上认同这一说法。

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政治和社会因素也不容忽视。在研究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点时,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内村铃木分析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期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年龄是导致整个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以后,这一特点已经转变了,导致各省市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已趋于多样化。另外,通过调查显示:教育对不平等程度的加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认为,在中国,各地区以及各社会阶层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特别是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的背景则更有可能带来高收入。

此外, 美国学者Regina Abrami分析认为,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还有两个,一是,中国当局选择了一整套加剧不平等的财政措施。二是,以省为中心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剧了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那华也指出:由于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如在金融财政政策方面,中国倾向于城市地区,这样就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为平衡区域间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 C·W·肯尼思.肯究建议:第一,中央政府应该对沿海区域实行全面的权力下放,让其全面自主经营,包括授予沿海区域完全的经济规划权和发展权。让沿海省份贯彻自己的政策,减少城乡人口之间的经济差别和完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第二,中央政府应该向中部核心区域投资,以加快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第三,政府应该继续实施以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项目为首要关注点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另外,中央也应该通过直接转移支付的方式提升西部省份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同时,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对私人投资和市场竞争开放。

西部大开发是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尽管西部占中国71%土地,但只占全国GDP的19%和进出口的4%。为缩小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江泽民早在1999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对此,日本《世界周报》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为“政府将竭尽全力实施的长期大战略”。而香港《南华早报》则称“西部大开发“计划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十字军远征。 因为,这一战略不是3年、5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项百年大计的战略。

对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思想形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区域发展的争论基本上分为两派。一些学者支持“梯度推移理论”,另一些学者反对它。“梯度推移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把稀缺资源集中到沿海地区,沿海由于先天条件上的比较优势,最应该迅速攀上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阶梯。由沿海地区首先引入的新技术会逐渐地推广到内陆,这样会一步一步地刺激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逐渐接近而缩小。很明显,这个理论的中国版本与邓小平的区域发展战略非常一致,很好地证明了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正当性。而“反梯度推移理论”则认为,前者在应用到中国时被误解了,因为这种理论所宣称的地区区别实际上是以海上贸易条件所造成的差距为根据的。然而,把这种贸易造成的差距直接解读为一种由技术上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所构成的区域阶层结构(这是梯度推移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不合理的。实际上,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某些地区甚至属于中国技术上最发达的地区。反梯度推移理论家们进一步论证说,“梯度推移理论”不仅仅在理论上被误解,而且它暗含了对西部地区的整体性歧视。通过将先进技术优先引导到沿海地区,经济落后地区无法获得发展机会而被宣判为永远处于落后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政策歧视,他们提议,无论一个地区达到哪个技术阶段,如果它需要经济发展并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它都应该可以使用先进的技术来支持它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政治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开始加强,因为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统计数据表明沿海地区的增长实际上并没有扩展到内陆地区,预期的“涓滴效应”没有实现。相反,统计资料显示,东西部差距明显扩大,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率、收入和社会发展差距日益增大。

澳大利亚学者简·戈利研究指出:“西部大开发”尽管有大量可供选择的区域发展政策,但其中有两个类型的政策是最主要的。第一类是两极化政策,它们是非常明确地对特定的欠发达地区实行鼓励产业发展的措施。例如,通过把新投资集中在限定的中心地区,就有可能创造规模联动效应,以保证这些地区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增长。这类投资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行为加以引导,或者在国家的掌控下得以实现,也可能通过对投资者的工资进行补贴的方式,鼓励其向指定地区的实业公司进行投资而得以实现。第二类是滴入式政策。这类政策可以被看成是对于促进特定地区发展、更具战略意义的措施。对电讯、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就属于此类政策最明显的范例。研究结果认为,从中长期的眼光来看,这两类政策中,滴入式政策比两级化政策会效果更好。因为,滴入式政策培育市场体系,而两级化政策抵制市场。

事实证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计划与政策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过去十年,西部大开发计划的落实不单大大提升了西部的发展水平,改善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对全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亦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性效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西部地区目前正逐步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为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铺路”。就发展潜力而言,中国东部许多地方在硬件上已没有太大上升空间,但中国的潜力还很大,这一潜力的权重几乎都集中在西部。香港《大公报》也认为,考虑到西部地区战略资源丰富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提速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点空间布局的改变,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反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铁饭碗”,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城市贫困已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的贫困概念或衡量标准往往建立在收入或消费基础上的。然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耐特对贫困发展了三个概念:“收入和消费”贫困、“消费而非收入”贫困和“收入而非消费”贫困。这三种贫困都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但一般而言,“收入和消费”贫困是指如果消费和收入均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低水平的当前收入是低水平的永久收入的反映,消费是对永久收入的调整。而“消费而非收入”贫困则指如果人们对预期的收入感到悲观,他们现在就进行储蓄用来预防未来的低收入。这种对收入下降的预期就导致了当前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贫困。当收入暂时下降到贫困线以下时,消费仍有可能维持在贫困线以上,这样的的收入贫困不会是持久的。然而,如果收入持久地在贫困线之下,而消费只是暂时上升到贫困线之上,那么可能表示永久性贫困,这种贫困称为“收入而非消费”贫困。

那么,什么因素与发生这三种贫困有直接的影响。通过抽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与总体贫困的发生率和前述三种类型的贫困的发生率都有着密切关系:户主教育程度越高,贫困的预计概率就越低。户主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收入低,消费也低,因而它们更有可能陷入“收入和消费”贫困;它们也更可能陷入“消费而非收入”贫困,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着更大的收入和就业不稳定性。其二,户主失业或下岗也明显增加了贫困的发生率。如果其户主失业或下岗,那么家庭个体成员陷入总体贫困的预计概率会比其他人高出4.4倍。而且,他更有可能陷入“消费和收入”贫困与“消费而非收入”贫困。其三,在健康或教育上面临更多责任的家庭更可能陷入贫困。其四,住旧房或租房的家庭需要储蓄用以改善住房条件或购房,因此比住公房的人更可能陷入“消费而非收入”贫困。

英国学者大卫·皮亚肖德研究认为:针对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以减少贫困及收入的差距。具体来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反贫困的计划旨在提高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去直接地帮助单个的贫困家庭;旨在加强经济生产能力,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救济。这种从重视削减贫困到重视预防贫困的转变是很值得称赞的。

中国近10年的反贫困行动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最贫困的省和县;第二,主要帮助集体和家庭提高生产;第三,更加重视社会工程。这样一个计划比起更一般的贫困救济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

要解决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就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对此,大卫·皮亚肖德分析认为:不平等可能会危害到效率,而减少不平等则可能会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一个能保证为所有人提供基础教育的更加平等的教育体系将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似的,一个公平的医疗卫生体系将能增加劳动力的效率。而且,就像提高公平能够增加效率一样,那些提高效率的政策也能促进公平。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将使穷人和富人同样受益。

具体而言,那华建议:第一,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推进城市化;第二,财政体制改革应当确保农民工获得均等的服务,新的制度应当具有包容性,保证穷人能够平等的获得资源;第三,改善治理结构,让公民更多地参与。另外,李子文认为,合理分配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可以缩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社会。目前,中国正在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全面医疗保险就是分配财富的一种方式。至今,已有四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脱离贫困的人数比美国当今人口还要多,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最后,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令人瞩目,不同寻常,在其他国家很少看到。但是,中国还应当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的收入水平。中国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在城市低收入阶层,给他们社会保障非常重要,减轻他们的负担,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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