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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综述

百纳文秘网  发布于:2022-05-14 04:02:43  分类: 领导讲话 手机版

一、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与传统音乐教育的滥觞

我们之所以关注高校传统音乐教育,是因为它是我们整体音乐教育结构中的母机,担负着普通音乐教育乃至社会音乐教育的历史使命。

中国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可以说从中国第一所高等学校的建立就已经开始酝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府迫于西方列强及邻邦日本的强大,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宣扬抵御外辱的爱国精神,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认识到了发展教育、建立新式学堂的必要性,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音乐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这种维新强国理想的驱使下,不仅采用了“班级授课”这一西方音乐教育体制,还引进了大量欧洲音乐作品,采用旧曲填词的办法进行乐歌创作。由此,“学堂乐歌”兴极一时,对学校音乐教育乃至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3年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把音乐设为副主科,开创了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和艺术专科教育的历史。此后,各级高等教育学府相继成立,且大多设立音乐科。辛亥革命后,留德回国的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学校音乐教育为之一新。作为美育教育之一的音乐被提高到了一个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大会议案明确指出:各省到会代表回籍征集民歌歌词,征集各地原有之歌词曲谱及乐器等等。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就此初现倪端。1922年,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他们提出的“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授西洋音乐(包括理论和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的教学策略和刘天华国乐改造模式为主的国乐教育,使高校传统音乐教育从观念层面进入到教学实践层面。1927年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使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再一次扩展到了专业音乐教育领域。时任国立音专教务长的萧友梅在其《复兴国乐我见》一文中阐述了国立音专为“复兴国乐”而拟定和实施的七点计划。1938年10月27日,“教育部”音乐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明确强调了“搜集民间歌曲”、“推荐专人搜集中国音乐史料”、“确定国乐标准”,发展国乐教育的具体措施,虽然收效甚微,然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20世纪初,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实践在对待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态度上,主张“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固步自守、闭关锁国的保守局面被打破,借鉴西乐、保存发展国乐的思想得以张扬。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认识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在教育实践中的关系和做法上还不够成熟,夹杂一定的“西化”思想,主张“以西为师”,致使高校音乐教育依据并效仿欧美音乐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评价标准。在教学理念上以标榜西方,“印证”国乐;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以学习西洋音乐理论、技法为主,虽设立“国乐课”和“国乐专业”,但是仅处于“从属”和“附加”地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早期的这种“重西轻中”的教育理念,对百年来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1949年以后,中国高校音乐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传统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摆正中西音乐关系,正确指导和开展音乐教学工作,音乐学界先后开展了五次关于“音乐民族化”问题的大讨论。这一关于国乐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全国性讨论,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观点之鲜明和争论之激烈均前所未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实践,提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1953年,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更使人们从西洋视域转向对本国的、本土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传统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张扬,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优秀民间艺人纷纷被请进高校担任教师。如赵春峰(唢呐)、杨元亨(笙、管)、李庭松(琵琶)、徐丽仙(弹词)、任同祥(唢呐)、冯子存(笛子)、朱勤甫(十番鼓)、赵玉斋/张宝义(三弦)、王沂甫(扬琴)、朱仲禄(花儿)、王秀卿(京韵大鼓)、丁喜才(榆林小曲)等等都曾被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以及各地省立师范大学音乐系科聘请任教,一时掀起了传统音乐教育的高潮。与此同时,民族音乐理论课受到了重视,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等课程也被列为各高等院校的基础课程。传统音乐在课程种类和课时比重上较之1949年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课程地位和教育规模也迅速得到提高。

随着传统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地位的提升,关于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研究也逐渐起步。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研究,实际上是在有关音乐民族化以及中西音乐关系讨论的大背景下展开的。1956年北京举办全国音乐周,毛泽东在接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强调了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音乐是不行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但是作曲不能照搬外国”。“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既要掌握外国的理论技术,同时又要运用这些外国的东西,加以中国化,以便更有利地向自己民族遗产学习,有计划地进行收集、整理、研究、总结、发展,进行有计划地培养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干部,建设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毛泽东关于音乐文化发展的这些讲话,对当时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无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高等音乐教育,如何建办民族音乐各系、各专业,加强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贺绿汀在《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中曾指出:“一方面要借鉴西洋的现代技术理论,另一方面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建设我国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为我国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可以硬搬外国的来代替的。”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是作为音乐家的贺绿汀,他们的主张实际上依然是蔡元培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延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文化主体都不可能不向外人学习,而这种学习的目的是在主体存在的前提下为我所用的,而不是全盘照搬,取代主体。

音乐民族化讨论的根由在于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影响至深,甚至在音乐操作过程中的根深蒂固,如何处理中西音乐关系以及摆正中国音乐位置是讨论的核心和焦点,对我国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学方向和目标的明确具有积极意义。它直接影响到高校传统音乐教育方针、政策、纲要、专业、课程设

置等方面的制定与实施。

1979年以后,是我国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的“全面自为”阶段。三十余年来,不仅成立了大批本科音乐院校,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分别成为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设置涉及传统音乐研究、乐律学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音乐文献学研究等等,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在办学层次上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学术领域,关于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文章在国内音乐类、综合类核心期刊及音乐学院学报中相继出现,成果可观。据笔者对此类论文的不完全统计,约有百余篇,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传统音乐与文化、传承与教育、课程教学方法、中西音乐文化关系、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构想和建树、传统音乐资源开发和利用、本土音乐文化资源现状研究等等。鉴于篇幅所限,笔者择要点从“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现状及成因研究”和“解决策略研究”两部分对高校传统音乐教育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综述。

(一)高校传统音乐教育现状及成因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格局的显现,文化趋同、以西代中与立足本土、个性寻求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价值体系的认知态度,引发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强烈冲撞。代价是惨重的,原因是复杂的。

学者们发现,长期以来,传统音乐艺术在广大青年大学生中失去了吸引力和兴趣,通俗歌曲成了偏爱的宠儿。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主要依靠民间、文人和专业班社来进行,而学校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传统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对多数受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发展均极不相称。作为高等音乐院校,以学生在国际幽拘声乐、钢琴、西洋器乐演奏比赛中获奖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志,致使学生对祖国音乐文化的特质或传统概念模糊,印象淡漠,培养了许多“黄脸黑发之西洋音乐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仍较为严重,尤其是外来流行音乐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音乐教育中中华母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音乐教育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教学内容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从总体来看与西方各国音乐学院并无根本不同,传统音乐课程的总门数、课时量及各自所占课程总量的比例,仍存在不合理现象。在体系建设上,采用欧洲音乐教育体系,长期沿袭西方专业音乐院校表演与理论专业的课程设置,忽视了民族音乐的地位与作用,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的割裂。在资源挖掘整理方面,主要由文化部门和研究机构承担,基本传承意识、传承活动和研究成果大部分尚未纳入高校音乐课程范围。民族音乐文化的观念一直未能在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际的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在文化属性认知方面,民族音乐课程真正被强调的并非是它的文化属性,而是它独特的音乐形态。也就是说,它最终不是被认定为综合的文化形态,而仅仅是单一的音乐形态,以致“认知目标被降低”,情感领域被忽略,“社会功能不被重视”。在这种学科知识范式作用下原生民族音乐被抽象、被还原,历史、地域、时间、文化被抽去,所剩下的便只有一个个音符、一种种形式,民族音乐只是理论的真实,远离了文化的真实。在师资方面,教学队伍与研究队伍长期存在脱节现象,多数人对中国音乐的丰厚资源缺乏了解,没有主动寻求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途径和方式,研究成果未能以整合的形态转换到音乐教育中。致使“欧洲中心”思想得以滋生,忽视了对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助长了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思想,使中国音乐教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学制、音乐理论、创作和价值取向上忽视甚至拒绝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导致严重的失衡现象。

所以,高校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创新的需要,也是培养和提高音乐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传统是根,民族文化是本,失去传统,音乐创作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深扎根于本民族,努力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精品,才能使中国音乐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只有让高校学生掌握自己的民族文化,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才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不足,才能在多元文化的渗透中不会迷失自己。“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学生感觉到它们的文化方式是通过音乐表达的”。每一个文化群组“分享一个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文化。但同时,他们也分享一种把他们分开的特殊文化”,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触动着人们的灵魂,同时又在“世界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中保持自己个性的重要方面”,如果“一开始它就丧失了它们的个性——它的‘灵魂’,这将是—个巨大损失”。

(二)解决策略研究

1.文化价值观研究

由于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一直沿袭的是西方教学模式,“欧洲中心论”思想可谓根深蒂固。鉴于此,学者们认为,探索中华民族的博大哲学基底及其深远文化目标,是引导我们走出历史迷雾的唯一途径,建设才是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我们想到的是应该去“做”什么,不再仅仅是去“批”什么。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音乐通才教育体系,改变音乐教育长期忽视传统音乐的首要任务是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即“相对文化价值观念”,使民乐有传承的一席之地,师生努力学习和体验民乐的形态、审美和表现特征,变“不知”为“知之”,变“被动”为“自觉”,逐步明确中西两种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音乐许多是“不同之不同”,而不是“不及之不同”。清除重洋轻中或以洋代中、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以及重技轻理、专业面狭窄、单纯培养音乐表演艺术尖子的专业院校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治学方针中如何体现并摆正中西关系以及对“母语音乐文化”重新审视。

关于传统音乐教育的治学方针,早在1979年《人民音乐》第3、4期连载的著名教育家贺绿汀先生的《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就已有所表述,文章指出我国音乐教育在认识上,应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和盲目照搬照抄外国的错误做法,既要掌握外国的理论技术,同时又要运用外国的东西,加以中国化,有计划地进行收集、整理、研究、总结、发展,培养自己的民族音乐干部,建立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冯继先依据周总理“先分后合,殊途同归”的教学改革思想,认为“分”后之“途”应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并“以我为主”,借鉴洋学堂的教材、教法、理论、方法、编制体制,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在收集整理民族音乐材料后,还要深入细致研究,写出学术论文,汇编教科书,确保教材和教学质量,做到真正的“尊重事实,以理服人”。既重视“前沿”知识,掌握新方法,扩大知识面,

又重视思维力与想象力的培养,鼓励大胆创造民族音乐表演新形式,不断改革民族乐器,实现“一条龙”民族音乐教育。

随着实践中对传统音乐教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学者们认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文化应始终坚持中西分开、殊途同归的治学方针,观念的更新及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学院式教育方式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传统音乐教育的根本保障。做到“本位与多元的统一”,要求受教育者分清主次,立足传统、积极寻根,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全人类的文化。寻根与开放的过程就是保护自身特色的过程,是转化自身传统的过程,是产生新质而不放弃自我的过程,即保持一种理论的张力,在实践上保持一种实践的张力,承认“双文化”现象,重新选择自己的方向,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是在为西方添砖加瓦,而是在自己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教育体系中,除了需要欧洲音乐观念外,还应着力培养学生的本土观念,引进原生态音乐中音乐实体、原生态活动和精神内涵,遵循宽容性和选择性原则,实现学生由“局外人”向“局内人”的有效转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注视,采用“双重乐感”或“双语教学”的教育方法与模式,传承、发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在世界范围取得应有地位。

传统音乐作为教学内容被提上日程,除了“育人”目的外。旨在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借鉴固然重要,但不可动摇本国文化之根基,这也是借鉴的前提和要求。学者们从文化传承关系的角度指出,当下最为重要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传承关系,即把自己的文化发展,音乐发展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传承基础上,这是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必须认清和确定的事情,也是摆在每一个民族音乐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不可回避的事实。鉴于此,我们必须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加强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教育,使青少年学生从一开始就能在接受人类音乐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牢固地掌握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像语言方面熟悉“母语”那样地熟悉本国的音乐文化。加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以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继承文化母语精髓,发挥文化母语优势是中国音乐教育文化传承的基础,也是建设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之必需。

2.教学理念研究

围绕教学理念,学者们认为,中国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建设和外来专业“民族化”应结合“计划教育”和欧美“个性教育”二者的优点,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系统学习和深造,改变单打一的主科制度,在音乐表演艺术上努力创造中国学派。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审美的、多元的和功能性的,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既要看到“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又要承认其变异性;既要看到它在世代相传中所形成的古老传统及其音乐形态特征,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音乐与文化相结合,努力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体系,用科学的传统音乐理论来教育青少年学生,使他们能用正确的观点来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音乐。

因此,建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应以具有自身理论思想基础,能阐明中国音乐的独特价值,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体现,能厘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机制,启发音乐文化创造的契机,增进国民对自己音乐的了解和文化的自觉意识为前提和基础。走出西方古典音乐观念的阴影,更新办学观念,开设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课程,给学生以更全面、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不仅是世界音乐教育的新潮流,更是新世纪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一个新起点。

另外,面对当下文化生活环境的根本变化,我们还应注重和发挥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基础作用,将目光从“物”转移到“人”身上,将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基地,学校音乐教师队伍看成“活性文本”,只有统一认识,下定决心,采取民间口传的方式来学习和实现民族音乐的真正转化,“说到底,利用传统音乐资源之事,非不能为也,乃愿不愿为也。”

有的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教学理念进行了研究。谢嘉幸指出,应考察传统音乐当时产生的这些音乐文化形态的时代文化背景、民俗行为及文化体验,沟通传统与当代文化主体之意识,转化与培育出当代的音乐民俗;把专业音乐教育定位在技术教育范畴,以区别完全作为文化行为的国民音乐教育,并非专业音乐教育不需要文化意识,而是二者的侧重点及对社会的影响不同;在制定音乐教育政策方面,应遵循文化规律,用行政手段促进音乐文化意、象、言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避免违反文化规律的强制性教育带来的恶果和纯经济观点产生的放任自流。范晓峰也指出,音乐教育的实质应该是音乐文化主体意识、行为体验和不同形态三位一体的文化教育,确立文化主体意识,培养文化体验的自觉行为,传承优秀的文化形态,建立自己的音乐文化教育体系是文化“母语”回归首要解决的问是基。

3.教学内容研究

在传统音乐教学内容研究方面,学者们认为,五千年来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所形成的历史旧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的近现代新传统的优秀音乐文化,凡是扎根于960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优秀音乐文化都是继承和教学的资产;凡是繁衍于中国国土上的56个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都应成为教学内容。在高校欲突出音乐教育的民族性,主要应以加强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比重入手,增加中国音乐的课程设置和突出中国音乐的教学内容。在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史论知识和音乐欣赏等音乐概论性质的一类课程中,以中国音乐为主、为先,外国音乐为辅、为后;在音乐实践性质的一类课程中,以中国音乐的训练曲目和表演曲目为重,并加强民族器乐和民族声乐的教学。有意识地拓展视野,在音乐院校中增开除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音乐”课,根据不同地方特点和民族分布情况加强本土音乐资源的渗透与开发;拓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改变以民间音乐为主的类别、形式研究,加强乐学理论、教育理论、创作理论与技法等的研究和教学,注重音乐生成社会、历史背景及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行为等各层面内容的学习。

4.教学方式方法研究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学者们认为深入研究、总结和应用“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使学生意识到“口传心授”的精髓,即对精神意蕴传承的强调,技艺要服从于神韵、意韵,提倡大课堂、中课堂和小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现行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与西方音乐体系构成“双语”或“多语”,即运用民族综合乐感教学模式,改变单一的技术教学,启发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倡注重“文化中的传承”和“传承中的文化”,不仅致力于音乐本体

的传承,还要注重于该音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发掘、阐释和传授。在比较中完善课堂内容和教学方式,突显中国特色,针对教学方法中存在的过于细分化和局部化问题,将中国音乐进行近似色彩区风格划分,将各乐种的分布流传与文化地理、人文景观等结合,创造“纲要图表”提高教学效果。另外,注重和发挥民族情感在传统音乐教学中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音乐教育的基本内涵,更是音乐教育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可以把音乐教育从纯娱乐享受和纯技术传授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以审美感受的特殊方式,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启迪人的智慧才能,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关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崇高目标,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完美、和谐的理想境界。

5.教材建设研究

在教材建设上,编写中西互鉴的全新教材,合理安排民乐比例,逐步形成中西“双基”并列,使学生掌握两种音乐体系的音乐特征,形成两种音乐思维和整合优化、灵活多样的新课型。充分利用民族音乐家们遗留的传统音乐“文本”,结合视听材料,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让学生去接触、了解传统音乐的“本文”(原生态音乐)。

6.课程研究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和心脏,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传统音乐教育的成败。所以,在高校课程内容的设置与使用上,首先需要有明确的自身母语音乐体系结构的概念表达系统。这一系统需要不断与其他系统相比较而加以明确,并与其他音乐文化系统获得一种共时性与现代性,即获取平等的价值地位。其次,必须弄清民族音乐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应结合音乐自身特点,以及与西方文化相比所体现的文化特质,使学生在潜意识中蕴含着中华母语所固有的,包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内的文化特质,在今后人生行为中,能够用“中华”这个母语来进行思索和表达对某些类型的音乐的认识和偏爱,学习传统的音乐思想和乐学理论,并将它运用到音乐创作、表演艺术以及对具体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成为构成作为社会人的整体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音乐教育文化观念的转变是对音乐课程的重新思考,其目的不是否认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而是解剖、梳理、厘清它的构成方式与价值根源,一改中国内地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学的“民族附加”教学模式。

李西安从宏观的角度对现行民族音乐课进行了总体构想,在吸收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与成果基础上,将民族音乐课的学习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要求各专业学生开设学制两年的“民族音乐概论”;第二阶段根据不同专业开设一年的民族音乐理论课程;第三阶段根据学生自身兴趣,选修民族音乐专题讲座,贯穿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年限的全过程。王耀华对传统音乐课程设置提出了实施大、中、小课堂的结合,注重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加强民族音乐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技巧教学的构想。

在微观层面上,各位学者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经验和建议。在基础理论课程方面:基本乐理课程建设内容,除了欧洲近、现代乐理教学外,还应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乐理内容,尤其是中国传统乐理教学应结合文化和审美进行,培养学生有中华民族特点的音乐思维方式。民族音乐概论课程方面,从民俗音乐人手,以比较法为基础,插入探讨式教法关注学生“反馈”信息,建议民族音乐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不仅应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还应掌握学术上的知识技能,尤其是对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律学”课程建设方面,结合纯律音阶的自身特点,在特定情况中,对纯律音阶进行22音分或44音分的微升、降处理,采用“纯律定弦法”等达到理想的总体效果。视唱练耳课程方面,重点讨论了树立多元化音乐价值观,指导视唱练耳学科的理论建设;加强学科渗透、充实教学内容,搞好高校视唱练耳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设立标准化考试题库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中、外音感训练双轨教学体系的设想。杨丽霞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视唱练耳要有一个独立完整的教材体系,从本质上与西方视唱练耳音乐语法相分离,并形成符合本民族调式调性音感的教学模式。

学习民族音乐专业的基础应该是民族器乐的演奏以及民族歌剧的演唱,结合学生个人志趣,实行“修毕考试”制,开展教研、学术活动,实行教学民主。在器乐教学方面,由于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管理跟不上,教委制定民乐政策的观念和高考招生政策应予以改变,并注重民乐教师培养和增加民乐教学内容。以培养高校民族器乐演奏人才具备较高视奏能力,演奏能力与独特演奏风格和独立处理作品的能力为标准和条件。民族器乐课程应选择有代表性、实用性以及学后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掌握其他乐器演奏的器乐开课。打破单一的院校式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深入民间,树立正确的文化继承观念进行改造创新,将传统记谱法、唱名法、教授法与学生所熟悉的西方模式相结合。

在声乐教学方面,由于基础音乐教育的全面改革,声乐人才培养模式要适应基本音乐教育改革的需要,构建声乐课程的综合性设置,并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探索声乐人才的高素质、多文化发展道路。尹萍针对民族声乐以西洋美声打基础的现象,从文化的视角提出以文化思考审视高校民族声乐教育的观点,认为应以“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民族声乐教育观“人世”,积极寻根,实现自我突破和民间传统声乐资源的利用与整合。冯志莲针对音乐教学中普遍采用的讲授法、演示法和提问法,认为各方法在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不应是被割裂和孤立的,而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交叉使用。

其他课程建设方面,“音乐欣赏课”要突出民族性,要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符合当前学生的音乐实际水平,既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又能有利于学好乐理知识,提高视唱能力。“民族民间音乐课”中的民歌、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内容应作为一个具有系列性的课程群来建设。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突出民族性、地方性和时代性;在教学方法上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创新能力,课内课外相结合。吴明针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西方式解读、教学内容所占比例太小和民族音乐在课程设置、传承方式方面都被弱化等现象,提出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音教课堂,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将主要精力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普及教育上。

7.本土(区域)音乐教育研究

目前我国地方院校以民乐系代替或等于民族音乐专业(即以民族器乐表演专业代替了整个传统音乐的教学)现象十分严重,使得音乐学院学生对传统音乐不感兴趣,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知识充其量是“民族化”口号下表面的、缺乏实质内容的西方课程群的点缀,音乐教育基本上是把不同民族的学生纳入“工艺生产式”的一体化教学,生产出边疆水准的“标准件”,这种仅了解西方音乐的最基本知识和基础的唱奏法的“标准件”。既不能顺应当今国际音乐世界的发展,也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黄日进通过文章呼吁国家应重视传统音乐教育,使地方音乐院校负责对其所在地的传统音乐进行全面、系统的教学科研。

有些地方音乐学院结合学生自身审美特点,以本土音乐作为教学资源,实施教学改革与实践,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在教学模式上,参照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系的教学模式,按照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观念体系,把少数民族专业音乐教育作为一种了解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音乐观念、概念体系的过程来进行教学;编著校本教材,合理运用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资源,尽可能将地域民间音乐穿插其中,把本土器乐引进课堂,辅之以少数民族民歌演唱、少数民族器乐演奏、汉族音乐概论、世界各民族的音乐的学习,结合少数民族舞蹈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了解和真切感受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21世纪的保存、延续、发展提供一个校园形态的场所、方法与思路,为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生态环境。在教学方式、方法上,采用“歌师传承”回方式和学生“走出去”、民间艺人“请进来”的方法,结合感知型、探讨型和创新型的教学方法研究进行民族音乐艺术教育;选择当地和区域性的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形式和音乐会社作为教学实习基地,让师生们都能亲身体验到传统音乐的精华,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和自己需要的东西。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研究,从1949年建国后的音乐民族化和中西音乐关系开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尤其是从1980年“南京会议”以来,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其间所提出的问题、建议和观点对高校传统音乐教育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这种作用难尽人意,中国高校传统音乐教育依然使众多有识之士充满担忧。

回眸远眺,20世纪初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我们今天的高校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依然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用”概念,对今天无论是国民教育还是高校音乐专业教育,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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